云顶娱乐 现代文学 诗人的小说,石一枫近期的中长篇随笔引起了法学界的广阔关怀

诗人的小说,石一枫近期的中长篇随笔引起了法学界的广阔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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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一枫用小人物来折射大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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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一枫的写作与“新时代文学”

■成长

评论家白烨 未明 摄

——读《借命而生》

近年来,“70后”作家群体逐渐崛起,已经成为当代文坛的中坚力量,他们以独特的观察视角和审美风格,关照当代现实生活,直面新时代的文学和审美呼唤。北京出版集团持续支持青年作家原创作品的出版,近年来先后推出徐则臣、李浩、石一枫、鲁敏等一大批“70后”作家的作品,在出版界以及社会上引起广泛的关注和反响。近日,作为“北京十月文学月”的活动之一,石一枫“城市新人物”创作研讨会举行,与会的作家、评论家就石一枫笔下的“城市新人物”这一主题,展开了深入的创作研讨。

北京10月23日电“石一枫告诉我们,在文学写作中没有小人物,他把每个小人物都当大人物写,精心的去尊重他们的命运逻辑,写他们的个性。”著名文学评论家白烨在近日的一场研讨会仲这样评价石一枫作品中的人物。

李云雷

石一枫近年来佳作迭出,《世间已无陈金芳》《特别能战斗》《心灵外史》《借命而生》等陆续出版,其中《世间已无陈金芳》荣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北京出版集团总经理曲仲认为,作为从小在京城长大的作家,石一枫标识出了北京当代文学的深度,“在一枫小说文体当中京味小说不再仅仅包含民俗意味,而演变成城市人心态的写作,同时石一枫抱持古典的小说观念,以塑造人物为写作的第一要义,他尊崇鲁迅、老舍一代人开启的新文学传统,笃信文学对社会的介入和影响,在小说中他塑造了陈金芳、苗秀华、大姨妈等一批具有鲜明性格的城市新人物。”

出生于1979年的石一枫系近年来中国文坛涌现出的颇具实力的青年作家之一,2016年他的《世间已无陈金芳》获得“首届海峡两岸新锐作家好书评选”十部作品之一。2018年8月,石一枫的《世间已无陈金芳》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

评论家、作家/李云雷

评论家白桦认为,石一枫的作品在人物选取和描写上有自己的特点,给他留下了突出的印象,“他的作品里面没有大人物,全是小人物。但是他在写作的时候认真对待每一个人物,他的作品里面每个人物看起来都是有自己的独特形象,有自己鲜明的个性,甚至在家庭以及社会各种矛盾冲突中保持自己的追求和理想。”评论家张莉认为,石一枫作品体现出对社会问题的敏锐感知,他写下了这个时代的人们的精神境遇、精神危机,“为什么我们今天讲起这一代代表作家的时候,就会想到石一枫?因为他写出了我们时代的某些共在的东西。我们讲到石一枫笔下的陈金芳、大姨妈这些人,因为我们这个时代明的病和暗的病都在这些人物身上。”

云顶娱乐,石一枫的京味小说不仅饱含民俗意味,更演变成城市人的心态。同时,石一枫持有古典小说的观念,以塑造人物为写作的第一要义。他尊崇鲁迅、老舍一代人开启的新文学传统,笃信文学对社会的介入和影响,在小说中他塑造了陈金芳、苗秀华、大姨妈等一批具有鲜明性格的“城市新人物”。

石一枫最近的中长篇小说引起了文学界的广泛关注,从《世间已无陈金芳》开始,他的《地球之眼》、《营救麦克黄》、《特别能战斗》、《心灵外史》、《借命而生》等中长篇小说,每一部都引来好评。但是评论普遍关注的是他小说的内容,而对他文体上的创造性较少关注。在这些作品中,除了《心灵外史》、《特别能战斗》标注为长篇小说外,其他小说都放在中篇小说栏目中发表。但是石一枫的中篇小说与其他作家的中篇小说有所不同,虽然中篇小说被界定为3到12万字的叙事文体,但现在作家的中篇小说大多在3、4万字,很少有5万字以上的,但石一枫的小说不同,他的中篇大都在7、8万字,稍微写的长一点就变成长篇了。在我看来,《心灵外史》、《特别能战斗》就是写长了的“中篇”),这样的写作似乎又回到了新时期之初,当时路遥的《人生》、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都是作为中篇小说发表的,为什么在“新时代”,石一枫又回到了“新时期”?这是一个饶有兴味的问题,一个简单的解释是石一枫对刚刚过去的“旧时代”有话要说,就像新时期之初那代作家有话要说一样,这些要说的内容在心中膨胀,在笔下膨胀,自然也表现为文体上的长度。

石一枫在研讨会上坦言,写作是一件寂寞的事情,虽然写作最终面对的是陌生的读者,但同行与同道往往都是最初的读者,而作品在写作时的建构,以及作家能写出怎样的故事,往往是身边最常探讨文学那几个人决定的,“大家关注什么问题我才会关注什么问题,大家对什么东西敏感我才会对什么东西敏感,所以能写出一些作品,也是特别感谢这些年和大家在一起。”石一枫也表达了自己目前创作遇到的几个问题,一是第三人称的全知叙事,他认为像托尔斯泰写《安娜·卡列尼娜》的那种全知写法,老作家们具备这样的能力,现在的年轻作家已经很难把握。其二,是怎样让笔下的人物永远动起来,“我写过的东西那些人物,比如陈金芳、安小男,有时候他们是自己动,有时候是我让他动的。我希望找到让他自己动的状态,但是又担心他自己动的方向和走向不是我希望所表达的内容,这是一个矛盾,怎么解决这个矛盾挺难的。”其三,这个时代变化太快,在新的社会情绪之下,究竟怎样找到适应新的社会气息的写作方法,也是需要下功夫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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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北京出版集团旗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十月》杂志社联合举办的石一枫“城市新人物”创作研讨会日前在北京召开。

离我们最近的“旧时代”,大体可以界定为1978—2012年,也即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大召开的35年,从十八大开始中国进入了一个“新时代”。石一枫的写作是在新时代回望旧时代之作。面对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史,几乎与改革开放同龄的我们这一代,该如何去描绘我们曾经置身其中的时代变迁?这对很多人来说还是一个未曾意识到的问题,石一枫却已经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与探索,或者说他凭一己之力在拓展着“新时代文学”的表现能力与表现范围,为我们提供了时代镜像的多个侧面。在《世间已无陈金芳》中,他写的是一个乡下女孩的进城史,其背后是90年代到新世纪的历史,在《地球之眼》中,他写的是一个底层男孩的奋斗史,其背后是“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在《特别能战斗》中,他写的是北京大妈和一个北漂的故事,其背后是20年中国城乡的变化,在《心灵外史》中,他通过“我”与大姨妈近30年的交往,写出了普通中国人的心灵变化史,而在《借命而生》中,石一枫通过一个警察与一个逃犯近30年离奇曲折的故事,从另一个侧面勾勒出了时代、社会的变迁与城市化的进程。

北京出版集团总经理曲仲表示,“近年来,70后作家群体已经崛起,成为当代文坛的中坚力量。他们以独特的观察视角,关照当代现实生活,直面新时代的文学和审美呼唤。石一枫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位。”

《借命而生》的故事极具传奇性,“俩犯人被押送到看守所时,警察杜润东正为调动的事儿憋闷着”,这是小说的开头第一句,接下来我们看到,犯人许文革和姚斌彬逐渐赢得了杜润东的信任,他们瞅准机会终于从看守所逃走了,杜润东去追持枪的姚斌彬并将之逮捕归案,而许文革则逃了出去。姚斌彬被枪毙,杜润东也没能调回城里,此后四五年他一直在照顾姚斌彬的妈妈,也在追踪许文革的消息,他从偶尔的一张汇款单看到了许文革的蛛丝马迹,追踪到山西一家煤矿去,但是许文革极为狡猾,他几乎从杜润东的眼皮底下逃了出去。“1989年春,许文革因盗窃被捕,并与同案犯姚斌彬策划、实施了越狱,后姚斌彬被抓获。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许文革长期在逃。2001年春,许文革归案。”但是归来的许文革已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人,他归案是为了洗白,杜润东不想让他逃脱法网,但按照新刑法,“最后判处有期徒刑三年”,杜润东内心不认可这一判决,一心想探究许文革发家的真相,在许文革出狱后对他进行盯梢,但是在跟踪的过程中,杜润东的内心也在悄然发生转变,最后在厂子被拆迁,许文革想自杀时,他竟然扑上去救下了他……

曲仲认为,作为从小在京城长大的作家,石一枫标识出北京当代文学的深度,在他的小说文体当中京味小说不再仅仅包含民俗意味,而演变成城市人心态的写作,同时石一枫抱持古典的小说观念,以塑造人物为写作的第一要义,他尊崇鲁迅、老舍一代人开启的新文学传统,笃信文学对社会的介入和影响,在小说中他塑造了陈金芳、苗秀华、大姨妈等一批具有鲜明性格的城市新人物。

小说在一个极为宽广的社会背景上展开,从1985年到2008年,中国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置身于其中的每个中国人都在发生变化。小说的两个主人公杜润东和许文革是两个小人物,他们被裹挟在时代巨变的洪流之中,命运起伏不定,当初踌躇满志一心想调到市里的杜润东,在时光的流逝中被耽搁在郊区派出所,而许文革由一个盗窃犯到一个逃犯,再到一个成功者,再到一个被排挤出市场的失意者,更具传奇色彩。小说通过这两个人物及其复杂、变化的关系把握到了时代的变化,写出了小人物在巨变中的内心坚持与身不由己,让我们看到了一幅斑斓多彩的时代画卷。在写作中,石一枫借鉴侦探小说的模式但又突破了这一模式,小说中的悬念“是否能抓住逃犯”最初可以牵动读者,但是随着时光的流逝与时代的转变,这一悬念已转化为对二人命运的关注,由此侦探小说也转化为社会小说,更进一步,小说将对二人命运的关注转化为对他们之间的复杂关系及丰富人性的探讨,让我们看到了时代变迁中人心的复杂与单纯。在故事层面之外,小说还涉及到了1985—2008年之间法律的变化,土地政策的变化、风俗与社会氛围的变化、城市化的进程等诸多层面,石一枫将之与故事的进展巧妙地融合在一起,让我们在故事中看到了时代,看到了中国。

对石一枫作品研究颇多的白烨指出,石一枫笔下的人物在选取描写上颇具特点,他的作品可以说全是小人物,也可以说没有小人物。

值得注意的是,和《世间已无陈金芳》、《心灵外史》等作品不同的是,在这部小说中,石一枫开始走出了第一人称“我”的叙述视角,而直接以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叙事,这是叙述上的一个重要转变,也代表了70后一代作家终于走出了“自我”,摆脱了个人视角的局限,开始以更加客观、更加宏观的视角把握时代,这是石一枫的一小步,也是70后作家的一大步。相对于50后、60后作家的整体格局,70后、80后作家的一大不足是缺少宏大的视野,只会讲述个人的故事,对“自我”以外的人群与世界,既缺乏写作的兴趣,也缺乏写作的能力。石一枫从《世间已无陈金芳》开始,将自己的眼光转向更广大的底层人群,但是仍不能摆脱自我经验的局限,在小说中只能设置一个“我”作为中介,观察与描述世界,但是在《借命而生》中,石一枫将个人的视角隐藏起来,开始以第三人称叙述,但他的第三人称与一般作家只是讲一个故事不同,而是在故事中寄寓了他对时代重大问题的关注与思考。石一枫讲述的故事,以及他在文体、人称等叙事上的探索,不仅在同代作家中具有先锋性,而且对“新时代文学”的探索也具有重要意义。选读2017-6《十月》•中篇小说|石一枫:借命而生2017-6《十月》•中篇小说|石一枫:借命而生2017-6《十月》•中篇小说|石一枫:借命而生《十月》中篇|石一枫:《地球之眼》选读1《十月》中篇|石一枫:《地球之眼》选读2《十月》中篇|石一枫:《地球之眼》选读3作家有话说|石一枫:文学的“两个世界”作家访谈|石一枫:我就是一个传统作家周其伦:《地球之眼》,石一枫为我们打开的另一扇窗

白烨称,石一枫作品中给人印象很深的是小字号的人物,他们是普通人,平凡的人。但是他在写作的时候认真对待每一个人物,他的作品里面每个人物看起来都是有自己的独特形象,有自己鲜明的个性,甚至在家庭以及社会各种矛盾冲突中保持自己的追求和理想。

“但是这些人物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在尽其所能向前走克服困难,所以他的人物都有一根筋的特征,尤其这几个主要人物,比如像陈金芳,为了比别人活的更好这个理想不断的追求。”白烨说。

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员刘大先指出,石一枫始终有一种要讲完整故事的特点,他的作品中,自始至终要给人物一个结局,给故事一个交代。对此他表示,“我理解他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试图在碎片化的时代强行的总体性的解决方案,他试图用故事这种方式,我们知道故事一定是对现实的化约或者简化,我们用典型化也好,或者用抽象化也好,用故事的方式对这个世界进行把握。这个有好处,这个好处就是,它使我们能够完整的探讨社会问题或者某个主题。”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员张慧瑜认为,石一枫在创作中有某种尝试要突破纯文学的限制,让他试图能够抵达比如像《平凡的世界》这样的对一般非文学圈的读者的吸引,他有意识的用很多比较通俗文学和类型文学的手法来写,这是他和一些70后作家不一样的,他非常注重故事性、叙事性,非常注重阅读的快感。

文学评论家李云雷直言石一枫是一个真正属于新时代的作家,他的几部作品都在写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历程,“他用跟我们以前历史叙述不一样的视点在写,比如他用陈金芳的视点来写,用安小男的视点来写,用北京大妈的视点来写,这些确实呈现立体的他对这个时代的理解,有很多被历史忽略的细节,一枫能够抓到这样一些细节,抓到这样一些在历史大的进程之中一些小人物,并且小人物跟大时代之间产生一些关联,这是一枫的眼光特别独到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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